歙县古称徽州，据《安徽通志》：“徽州地狭人稠，力耕所作，不足以供。”但徽州人富于进取精神，自东晋始纷纷远涉他乡经商，足迹遍天下。至明清盛极一时，成为雄踞江南的徽帮。
　　唐宋时，徽商的经营范围仅限于“文房四宝”，生漆、竹木、茶叶，在商业还不足以与窖粟业盐的晋陕商人争雄，到了明成化年间，在实行新盐法后，徽商遂腾飞于商界，以经营盐业为主。徽商在各地遍置“会馆”，在桑梓交谊上相互介绍贸易，他们笃守信义，善于运筹，拥有雄厚的资金，“无徽不成镇”，成为徽商盛极一时的写照。
　　长达数百年的汉口汉正街的昌盛是与徽商分不开的。
　　汉口崛起于明代中叶，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。徽商称其为“天下货物聚买第一码头”，“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，而云、贵、川、湘、桂、陕、陕、赣之货，皆于此焉传输”，在明清两代，淮盐的“行盐口岸，大半在湖人，而汉口则为淮盐这一口岸最大转运中枢。明代，汉口盐船码头远在陈公套，清乾隆年间，武胜门外一地“塘角”处忽淤一洲，可以避风，易于下锚，于是，盐艘贾舶萃集于此，至嘉庆年间，汉口人烟数十里，贾户数千家，盐行、典商咸数十处。据道光初年湖广总督陈若霖调查：“湖北、湖南两省岁销淮盐七百七十多万引向系扬州各盐行纳科领引办盐，运到汉口镇，交给汉岸卖商代为销售”，大小商号无不利用淮盐产销地区差价，牟取厚利。淮盐场价每斤仅十文，加上课银三厘（约合七文）而转运到汉口以上，则加价至五六十文不等，再从汉口盐行批发到湖广各地水贩，又层层加码，使得盐价“愈远愈贵”。汉口盐商中，徽商势力最大，胡适先生曾说：“汉口一镇是绩溪胡适一族开辟”，徽商“贾而好儒”，对汉上文化风尚影响很大，早在康熙初年，汉口就建有新安会馆，栋宇宏敞，并在雍正年间借助同乡官府的势力“置买房产，扩充路径，新安街”，开辟新码头，兼建有“奎星楼”一座，为汉口巨观，收买屋基地，造屋数十栋为同乡往来居住，并设经学，延师儒以为同乡子弟之所。徽商促进了汉口钱庄、票号、典当业的兴盛。
　　(一)，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二年），陶澎出任两江总督，筹议厘革淮盐积弊，裁撤根窝，使得原先据为世业的窝本度为废纸，一时官商大贾顿时破产，而倚盐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。两淮盐业萧条。更为雪上加霜的是，道光二十九年（一八五九年）十一月十九日，汉口后塘角盐船大火，烧去课本银五百余万，盐商受到致命打击。当时在汉口停泊的盐船多达七十帮，每帮约三十余艘，上下延绵三十里，用铁锚竹缆连环相系，所以一把大火，似当年赤壁之战火烧连营，皆成釜内游鱼，无处可逃，使得汉口众盐商损失惨重，不得不公禀请退，汉口的徽商从此衰落，一蹶不振，钱庄、票号、典当行就此萧条，如汉口当时有十五家当铺，经此巨覆，紧剩下4家，导致慈善事业继起无人，汉上文化风尚衰落。
　　(二)，艰苦创业、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，推进了徽商的发展。“徽骆驼”、“绩溪牛”是徽州商人身处逆境而刻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真实写照。东晋以来，徽商背井离乡，历尽艰辛，足迹遍于全国，以至于形成“无徽不车镇”的大气候。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，会上十分注重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。究竟“儒道经营”，主张利缘意取，利在义中。对人要以诚相待，做生意，要恪守信誉，一诺千金；对商业和服务，要维护声誉。呼雪岩痛立“戒欺“规和胡开文”毁墨于一池“等烩炙人口的经商故事，正是徽商以诚待人，以信接物，以义为利的明证。
　　(三)团结互助、贾儒结合的行为规范，保障了徽商的发展。徽商有“和商”一说，讲究“和为贵”、“和气生财“。徽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海内数百年，与他们闪亮谦让，互助互爱，选贤任能，不断营造生意伙伴之间的和谐不无。徽商许多人的祖先是中原一的名门，签迁居之，虽然族有所失，落难而居，但总不忘祖先的荣耀，宗族的延续，所以大多“聚族而居”。正所谓“家乡故旧，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，比比皆是，重宗义，讲世好，上下六亲之施，无不秩然有序。”“千年之冢，不动一；千丁之民，未尝散处；千载谱系，丝毫不紊。”如有内外争议，“则一人争之，一家争之，一族争之，并通国之人争之，不直不已。”徽商熟习瑞雪和朱熹理学典籍，“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”，重儒而不轻贾，贾瑞并重，以义为利，以贾达儒，以儒促贾。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基础，徽商内部的凝聚力不断增强，终于蓄势而发，成为“十大商帮”之首。
　　(四)乐善好施、造福桑梓的文化遗存，见证了徽商的发展。徽商重情谊、讲道义，乐善好施、造福桑梓，对归降的眷恋之情代代传承。家乡每有兴教办学，助文资娱，修桥补路，赈灾济困，扶贫助弱，徽商都会视同家事，慷慨解囊，用心灵和物质来回报哺育他们的故乡。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，他们大多在当地经商设店，建屋置地，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，在故乡建家祠、筑宅邸、置族田、修书院，反哺之心赤诚可见。

（作者系民盟湖北省委委员、武汉科技大学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