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口徽商》出版了。我首先要说的是，没有湖北省安徽商会的支持，没有名誉会长周晓山先生的提议，我现在不会写这本书。2013年，我手头有个中篇小说没写完，我还有一个更奇妙的选题已经酝酿好了。但是，经过权衡之后，我认定写汉口徽商是当务之急。我早先的一部长篇传记中，已经展示了我对汉口徽商的研究成果，对此我有难以割舍的情怀。

近一些年来，徽学研究成果丰硕，写徽商的书籍很多，但没有专门写汉口徽商的一本书。汉口这座移民城市发展过程中，徽商是贡献最大的商帮之一，明清时期曾占汉口商户一半以上，而且徽商在汉口留下的文化遗产比其他所有商帮都要多。写这么一本书，有历史价值，有社会意义。这个选题很快就被中国作家协会列入了2014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。

这本书要写得有价值比较容易做到，要写得好读却不那么容易。我在下笔时，就确定本书的定位：全书以人物故事为支撑，而不是堆砌枯燥无味的资料。我所写的人物故事，都有史籍作依据，都可以在地方志、史书、谱谍上找到他们的名字。我所做的工作，是让故去的人活起来，让冷冰冰的古籍具有可读性，从故纸堆里发掘有趣的有用的知识。已经先睹为快的圈内人士，都认可本书的丰富的知识性。

《汉口徽商》的定位不是学术著作，但触及到一些有学术意味的话题，由此给读者带来一些阅读的愉悦。这方面我要说得长一些，因为这是我的得意之处。这里只披露三点。

第一，在武汉三镇中，汉口最晚立市。它立市的时间，定在明成化初，即汉水最晚一次改道之时。这里有三个问题存在误解。一个是把明成化初年，当成明成化元年（1465年）。一个是认为汉水从此由龟山南移至龟山北入长江。还有，很多人以为汉水下游入江的十里河道，就是一夜之间冲出来的。最近我读到的日本学者所写的《中国都市史》一书，给汉口以殊荣，然而这部书在上述前两个问题上也错了。我相信读者会有兴趣看这些文字。

第二，几乎所有史籍都这样说，徽州地少人多，所以出外谋生，于是形成了徽商。出生于徽州绩溪的现代学者胡适也这么说。去年我到古徽州六邑走了一趟，那里的山远没有湖北宜昌恩施的山高，那里水资源丰沛，经常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田畈，我从直观上就否定地少人多说。再一本本读古六邑县志，看历朝历代各邑人口、土地数据，我得出一个与历代说法相反的结论，徽州人出外经商，地少人多不是主要因素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提出了我的思路。有风俗原因，某县志就有言之凿凿的文字，可用来支撑我的论点。有地理因素，新安江带来的交通便利使然。更重要的一点是徽州人的文化自信。

第三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质疑，范锴的《汉口丛谈》有抄袭黄心盦的《汉口漫志》之嫌。这绝不是说着玩的，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，我摘抄了相关文本，用数据证明我的论点。这本来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，但我的叙述文字，像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一直以来，范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，我写过多篇文章鼓吹他的《汉口丛谈》，甚至说过在湖北当省官，在武汉当市官，应该先考考他们是不是读过这本书。我真不忍心揭他的短。为了还徽州人黄心盦一个公道，我又不能不这样做。我将黄心盦留在《汉口丛谈》中的全部文字附在本书内，以便让今人后人，了解《汉口漫志》的一些眉目，以往没有人做过这一工作。本书还有其他徽商的诗词附录，意在尽可能地为汉口徽商多积累一些资料。

这本书，不过是写了汉口徽商的一鳞半爪，对于汉口徽商丰富历史的挖掘工作算是开个头，我希望有更多人士把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。

本书引言中说，我同晓山将军是战友，但都没有打过仗。然而，从2013年6月进入选题工作，到2015年2月出书，我这个老兵却是在周将军的指挥下打了一仗，在汉口徽商这块阵地上抢滩了。